试论述中国古代文人为什么喜欢画梅兰竹菊?

中国古代文人为什么喜欢画梅兰竹菊(转载)

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雅士都在用不同的形式、执著的笔墨赞美着“梅、兰、竹、菊”这四位谦谦君子。千年不息的中国文人把它们比喻成坦荡荡的君子,足见其内涵的风骨与外表的气质是何等的高贵。

综观历史,细细品味“四君子”相异的个性,会觉得它们应该也是中国文人墨客的缩影。中国的文人们总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困境中挣扎;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徘徊中进退。总想把国家和百姓装入自己的胸怀中,所以他们才显得矫矫不群,或者说是形只单影——不肯同流合污的倔强性格和脆弱敏感的神经注定了他们与“四君子”有相同的风骨。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梅兰竹菊“四君子”,有着共同的风流傲骨,或清瘦冷清,或悠然不群,不被“世俗”侵染,保持自有的纯洁和本真……

兰是四君子中的佼佼者,她的淡雅,她的香……一朵朵小小的花朵,盛开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绽放着自己,我们能看到她不为世俗,不为富丽,只为自己。盛开,一朵花开的时间,一个神话诞生的瞬间。

人们喜欢兰花,喜欢她的高雅。好一个高贵淡雅的美女,静静的开放,人说,兰者,王者之香。未曾见过她的美,但是如此流传之盛的雅意定是有她不同凡响之处。

而竹,我小时常见。虽处北方凛冽酷寒之地,却也是几株劲节清高,洒风弄月,不无轻筠幽篁之致,至于竹香竹笑之属,我实不大了解。就是清代郑板桥的《墨竹图》,满图皆节,仅数片叶,坚劲挺拔,气势冲霄,很具节操和傲岸,倒让我深谙了竹之坚贞高洁的象征意味。

说到傲霜的菊花,当然要数陶渊明的偏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哉其乐。然而,我想陶渊明所采的那菊,定不是花钱雇用花匠所植,而是普通的野菊罢了;淡泊清华,凌霜自得,自蕴情致而已,自然是现代的赏菊家所不屑于顾的。

对于剪雪裁冰、耐寒傲冷的梅,我只见过一株。深黄的,磬口的,近乎晶莹剔透的,于老干嫩枝之间,开些小花;疏影潇洒,冷香四溢,煞是清韵高洁,让人有脱俗之念,生妻梅之心。此中情趣,自非是追名逐利之人所可深味,更不是那种不甘寂寞者所能领悟的。

梅兰竹菊四君子,千百年来以其清雅淡泊的品质,一直为世人所钟爱,成为一种人格品性的文化象征,这虽然是自身的本性使然;但亦与历代的文人墨客、隐逸君子的赏识推崇不无关系。而四君子之名的来源,我以为大概是出于古代的贤人君子,每每以梅兰竹菊自况,而梅兰竹菊四者也足以被用之来美喻其高风亮节之故吧。基于这种内在的品德之喻,“四君子”之称,也确实恰如其分了。

因为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其幽芳逸致,风骨清高,不做媚世之态;涤人之秽肠而澄滢其神骨,致人胸襟风度品格趣味于高尚之品性,深博世人爱意。古代的文人画家,每每以梅兰竹菊自况,基于这种内在的品德之喻.

为什么古代文人都很自恋?

心理特征是“边界模糊”、“无助与控制”、“专注与依赖”,等等。

不同的是,溺爱和过度保护造成的自恋者,形成“自我中心”型人格特征,他们是别人心理空间的主动侵略者;而关爱缺失和亲子关系断裂的自恋者形成“被动依赖”型人格特征,他们是被动的受控者,他们专注地依附于某一对象,并在受控与依赖中获得虚假的安全感。

但是,不论是那种情况,自恋者内心深处总是无力和沮丧的,他们缺少真正的自我,缺少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获得心理满足的能力。

试论述中国古代文人为什么喜欢画梅兰竹菊?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应该是最深的,简直根植在了骨子里成为传统文化的骨血而屹立不摇。

从“学而优则士”然后“宦海浮沉”乃至最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人生信条,从屈原的《离骚》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其渗透的痕迹。

“仁义礼智信”的五字箴言在古代典籍中更是屡见不鲜,从《四书》、《五经》到《千字文》、《弟子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政策几千年来果然被贯彻得很好。

而从历史渊源上看儒家思想也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可回溯的起点,从儒家弟子宣扬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可以看出它的真正哲学意蕴。

儒学伦理本体化的内涵可由三方面概括:“仁”的思想、“中”的思想和“五伦”的思想。

“仁”在《论语》中出现六十多次,孔子用它几乎囊括了他所能想象出来的一切人类的美德。

“仁”成了一种广泛伦理的崇高品性。

“中”在古文中指“权”,即称重量的一种工具,它由一根木杆和一块重物构成,以平衡原理和杠杆原理进行操作。

“中”于是就隐喻和象征地指审时度势、见机行事、随机应变、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当然即或使用贬义词见风使舵、模棱两可,恪守中庸等等也无不可。

然而,伦理本体化的涵项中加入“五伦”之后色彩可就变了。

“五伦”首先是将人进行自然化的处理,即让“父子”这一代表祖先传递、祖宗崇拜、生物遗传、自然法则的时间地理学原则作为伦理的首要条件,再把它泛化为共时的君臣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兄弟关系之中,以自然秩序的历时系列代表社会秩序的共时系列以至成为文人甚至所有普通老百姓精神和伦理生活的核心内容。

而随着封建集权的不断加强和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文人的精神却被异化了。

每朝每代都不乏殉难者,但已很难说是一种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将自己附加于一种抽象理念,自愿成为其牺牲品。

立功立言立身,留取丹心照汗青,对忠臣烈女反复的表彰和倡扬,使死亡成为一种隐秘的冲动,换取一个完美的姿态定格于屏幕。

这种情形到明代,可谓登峰造极。

方孝儒对朱棣慷慨陈辞灭十族也不怕何况九族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众多无辜的亲属和学生的生命并不是从属于他?大礼议之争,文官们被当众拖下去扒了衣服打屁股的时候,是否有考虑到自己以尊严性命相拼的“正统”的价值何在?如此愚昧的英勇,何其可悲,这种可悲一方面造就了中国文人的不幸,另一方面却又造就了“愤怒出诗人”下的不朽篇章。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

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

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

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

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

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

如此情感,能让我们不为之忧,为之愁吗?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

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然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

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

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

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

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

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

打个不...

自恋的人是什么心理?

基于汉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形成具有诗性内在特质和外观式样的文学理论形态。

充满诗性特征的中国古代文论虽然具有独特而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的巨大价值,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模糊了批评本体与批评物件的界限,消解了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之区别,牺牲了研究物件的丰富性和文论自身的复杂性,以及诗性文论的不可还原性和缺乏操作性。

而这些正是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化转换之途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家不仅用诗的精神和性情识鉴品评文学作品,而且用诗的思维方式和诗的表达方式来记录他们的品评结果,并最终形成具有诗性内在特质和外观形态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一、诗性特征的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 (一) 中国哲学精神之影响。

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是这个民族的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浸透着该民族哲学的特色。

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其显著的特征便是文学的哲学化,和哲学、历史的文学化。

前者如《诗三百》被列入“五经”,后者如《庄子》被视文学散文、《史记》中的一部分被视传记文学。

一般来说,哲学的表达方式应是思辨的,说理的,演绎和归纳的;但也可以述的,描写的,甚至是抒情的。

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古代哲学更擅长用后一类方式言说思想,建构体系。

古代先哲往往从自然山水中感受生命的灵性与律动,从而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

于是有了孔子对宇宙万物运转不息的如下认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1](《论语.子罕》)《周易.系辞上》在阐述宇宙生成演变之规律时说:“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之行,一寒一暑。

”[2]取自然意象喻,以诗歌创作中“意象叠加”的手法来展现中国哲学的自然观。

这既使得文字简洁洞彻直指思想内涵,又使得思想不粘滞于文字不死于句下。

中国哲学不仅是认知的、思辨的,更是体验的、感悟的。

在后一个层面上,它与性灵、妙悟的中国诗歌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从而直接铸成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歌精神和诗性特征。

(二) 中国诗歌功能之泛化。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对于中国古人的意义非同一般。

古人用诗书时书事,写情写景,状人状物,以至述平民生活之状况,刻画普通社会之心理,通其思想,明其美刺。

他们既可以在诗歌中忧国忧民、建功立业,也可以在诗歌中淡泊名利、陶冶情性。

我们读中国古典诗歌,常常读出诗人对宇宙人生的深刻体悟,读出诗人人格的个性化与审美化,而这正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诗歌精神的真谛。

面对这样一种研究物件,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品评识鉴作家作品,批评清理文学现象,并不仅仅是了文学和文论本身,而是要借助他们的批评活动和文论文本,与他们的批评物件达到心灵上、人格上的沟通,最终寻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基于这样的批评动机,古文论在揭示研究物件诗性精神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赋予自身以诗性特征。

《文心雕龙.物色篇》说:“山遝水匝,树杂云合。

目既往还,心亦吐纳。

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3]与其说刘勰在以一位理论家的身份剖析创作过程中的“心物赠答”,倒不如说他其实并不相信缜密的推理和明晰的概念能够说清“心物”关系,他更愿意相信自己是一位诗人,更愿意用诗的语言来言说“心物赠答”的复杂内涵。

《文心雕龙》的每一篇都以一首四言诗作结,这充分说明,文心首先是诗心,是诗人之心,然后才是文心,是论文者之心。

(三) 诗家气质的自然表现。

文论家原本是诗人,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以诗人的情感气质、思维特征、表述方式来评说研究物件,来建构文艺理论,使得古文论一开始便具有感悟、虚灵、自然、随意,以及个性化、人格化、诗意化、审美化等特征。

作中国文论之滥觞的先秦文论,孔子文论的语录体和随感式,庄子文论的寓言化和虚灵化,以及《诗三百》之中有着文论思想的诗句,都后来的中国文论奠定了一个诗性精神的基调。

刘勰钟嵘时代是中国文论的鼎盛期,《文心雕龙》“纲领明”、“毛目显”的理论体系和“擘肌分理,惟务折衷”的思辨方法,并不能遮掩或取代其贯穿首尾的诗人激情和“骈文”这种文本形式本身所具有的艺术的审美的形式魅力。

而《诗品》则以其“直寻”和“骋情”的言说风格,以其“意象评点”[4]的言说方法,首开中国文论中最具诗性特征的文本形式──诗话,以至成中国诗性文论的典范性文本。

六朝以降,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已稳固地形成,这不仅表现在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评点以及论诗诗成古文论的主要文本形式,更表现在古文论形成了一整套独具诗性精神的范畴和术语,如神思、情采、体性、风骨、兴寄、气象,以及滋味说、意象说、取境说、妙悟说、性灵说、神韵说等等。

古文论家因秉承诗人的气质,故专注于对作品诗性的感悟,专注于对这种感悟的诗性传达,而并不着意于理论体系的建构和理性的逻辑的推演。

因此,以诗悟诗,以诗传诗,或者说以诗的精神气质,以诗的思维方式来观照评论文学作品,是最符合中国文论的终极目标的。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一首四言诗描述一种文学风格...

你如何看待中国文人的"学而优则仕"思想?这一思想在古今文人心中...

1典型的“官本位”思想,渗入了中国人灵魂和骨髓的官本位思想!为什么连普通老百姓都一心想着“学而优”了就要去“仕”?无他,“仕”有太多太多通过别的途径难以得到或得不到的利益,所谓仕中自有黄金屋,仕中自有颜如玉,仕中自有权无比也!假如(也仅是假如),一直以来,中国的百姓不只是想着“学而优”就去“仕”,而能经常想学而优去商、去农、去工等等,那中国将会怎样? 2反过来又一想,过去的读书人“学而优”了还能去“仕”,也不能不算是一件幸事。

如今我们的政府如能让真正“学而优”的人去“仕”,则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也。

——哈哈,悖论! 哎,想这些问题有些头疼。

自恋是有怎样的表现,自恋是否是一种病态?请有心理学知识的人分析...

宋代诗人苏东坡把梳头作为养生之道,诗曰:“羽虫见月争翾翻,我亦散发虚明轩。

千梳冷快肌骨醒,风露气入霜蓬根。

”诗人在皎洁的月光下,站在空旷的轩阁之中,散开长发,频频梳理,将自己梳发健身的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

陆游睡觉前经常用热水洗脚,他在《剑南诗稿》中诗中写道:“老人不复事农桑,点数鸡豚亦未忘。

洗脚上床真一快,稚孙渐长解烧汤。

”又如曾国藩,他不论多忙,每天念念不忘的是以热水泡脚。

对此,民国时候的张树元在《养生诗歌序》中说:“文正(曾国藩)之取法先代者有二事: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

”洗脚按摩能促进各相关脏腑气血运动,加速全身血液循环,起到强健身体延年益寿的作用。

古人讲究养生,强调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证充分的睡眠。

睡眠是对大脑神经细胞的保护,也是肌体休息最好的方式之一。

一首古诗曰:花竹幽窗午梦长,此中与世暂相忘。

华山处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

睡眠实际上是调整大脑皮层张弛的过程,也是调整心境的好方法。

睡眠安适,则元气倍增。

南宋理学家朱熹崇尚朴素简单的饮食。

传朱熹某日到女婿家,女婿和女儿招待他的只是一锅葱汤及半锅麦饭,于是女婿一再向岳父大人表示歉意。

朱熹反倒即兴吟诗一首:“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因此,养身还得养成良好的饮食与卫生习惯,要防止因贪美食而伤胃,不过多摄入精细食品和高脂肪,注重营养适度。

老年人要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健康,人老并不可怕,怕的是心老。

杜甫的“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

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诗句充分说明人老了只要有雄心壮志又好像回到了意气风发的青壮年时代。

养生更需养性,古人特别提倡气量宏大,以保健康颐养天年。

清代学者阎敬格有首《不气歌》:“他人气我我不气,我本无心他来气。

倘若生病中他计,气下病来无人替。

请来医生将病治,反说气病治非易。

气之危害太可惧,诚恐因气命要去。

我今尝过气中味,不气不气真不气。

”如人人都能将《不气歌》作为养生座右铭,何愁不祛病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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